创新之火,可以燎原

谢明

2010.12

 

前言

 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国经历了计划型经济的三十年和市场型经济的三十年。2008年的金融风暴,让中国的经济火车头驶入了当今以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轨道。特别是2009和2010这两年间,中国尤其重视自主创新的建设。以江苏,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,各级政府投入巨资去激发自主创新。然而,充足的资金只是一个必要条件。它决不是充分条件。那么,哪些是必要和充分条件,它们能真正帮助中国造就一大批“认识世界(即从事发现工作的科学家),改造世界(即从事发明工作的专家)” 的领军人物?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,谈一下自己的看法。

 

培育创新之火

 

一切创造源自智慧。培育创新之火,首先要做的是培养有用的创新人才。人们不禁要问,什么是有用的创新人才?

 

一个现代人的素质取决于内因(即:人的个性)和外因(即:人的社会性)。就人的个性而言,人分有三类:一是开创型的人(先知先觉者),二是学习型的人(后知后觉者),三是劳力型的人(不知不觉者)。由于人和外部世界的复杂性,每个人的内在素质是综合性的。比如,一个人在某方面会很有才能,在另一方面则很一般。

 

然而,就人的社会性而言,人可分为两类:一是有公德心,二是没有公德心。比如,那些制造金融风暴的天才们就没有多少公德心。 难怪格林斯潘不久前曾发问, “为什么金融界的高手们(sophisticated persons)会犯下如此大的错误?”

 

如果综合考虑内因和外因,我们可以客观地把人分成四类:精英(有品德有专才),良民(有品德无专才),俗民(无品德无专才),刁民(无品德有专才)。显而易见,有用的创新人才应该是那些有品德有专才的人士。

 

中国的教育曾经非常重视“三好(德,智,体)”精英的培养。现在,我们要防止让我们的下一代变成“一好(智)” 刁民。否则,金融风暴还会重演。所以,中国的教育要时刻行驶在培养“三好(德,智,体)”精英和培育创新之火的轨道上。

 

滋润创新之火

 

创新之火是种子。它需要适合它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。可喜的是,中国的现行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投入,开拓了一大片创新的沃土和热土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 

然而,中国所面临的一大困惑是:如何让创新的种子顺畅地落地?我举一个例子来表明这个困惑。中国的某特区城市,曾经以重金奖励科技人士而自豪。但是,在利用创新基金上面,不恰当地设限。它的做法是:规模大于某个低限的企业(即中大企业)才有“唯一”资格申请创新资金。显然,正确的做法应该是:规模小于某个上限的企业(即中小企业)才有资格“优先”申请创新资金。设上限还是设下限,只是一字之差。但效果则完全不同。

 

所以,中国必须有滋润创新之火的胆略。因为,当代和未来的创新人才,在起步之初,不可能既是精英又是富豪。

 

营造创新氛围

 

除了土壤之外,创新之火的种子也需要适当的气候才能茁壮成长,并营造出百花齐放的气势。俗话说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因此,中华大地要有经久不衰的东风,而不是各种“弄虚作假”的歪风。

 

前面提到,创新主要靠智慧。资金并不是充分条件。但是,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。在中国,有智慧的人很多,涉及的创新面也很广。这就给如何分配有限的资金带来难题。一种极端的做法是“有心栽花”,即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少数几个项目或少数几个人身上。这里,我就不提及它所带来的各种“弄虚作假”的案例,只是提一下毛泽东主席说过的话,“腐败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”。另一种有效的做法是“先无心插柳,后有心栽花”,即把资金小量地分配给有心去创新的人才。有了成果后,再逐步加大投资力度。很显然,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:先用小量的资金首先去实现基础性的突破。然后,用较大的投入去扩大成果或创造产业链。

 

另外,当今的媒体对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影响力。“弄虚作假”之所以有市场,很大的根源在于有人“造假”,“说假”,“夸假”和“信假”。特别是,有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,有意或无意地去“说假”或“夸假”。

 

例如,中国某顶尖高校重金聘请西方某一普通晚辈学者来华讲学。在他的一番高论之后,该顶尖高校给他扣上“人工大脑之父” 的挂冠。然后,媒体也跟进作宣传。但是,只要上互联网上查一下就知道: 是谁发明了电脑?是谁发明了操作系统?可见,“造假”,“说假”,和“夸假”的毒害性是迷惑不知情者。可怕的是,“信假”而能导致年青的创新人士错失创新的热诚和良机。在这里,我可以说,目前学术界没有人知道“意识”(即大脑的操作系统)的设计蓝图。比尔-盖茨在2004年曾说过,在这个领域的突破,至少可以产生十个微软公司。 还有学者指出,这个领域的发现可能造就多个爱因斯坦。所以,中国的媒体不要轻易地去“说假”或“夸假”。

 

另一个例子是:近日多个媒体报道,日本学者拍到大脑做梦的影像,以此推论,人们可能实现重现梦境这一壮举。打个比喻来说,只要某人的梦境中有长城,该梦境能在另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长城的人脑中再现。再打个比喻来说,拍几幅张三家电脑的母板(motherboard)的红外影像,人们就能在李四家的电脑上(或在张三家的同一电脑上)再现同样的操作系统。其实,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因此,这类报道只能用作一个教学的例子,它教导人们更好地去理解“天方夜潭”这个成语。

 

所以,中国在政策上吹东风的同时,要告媒体去自我约束,而不要去“说假”和“夸假”。

 

另外,造假之所以有市场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资助和奖励政策上的非科学性。比方说,如何去有效地评估科研贡献以便给予适当的资助和奖励?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,我们看到的普遍的做法是:一看论文数量,二看论文被引用次数,三看所获项目经费,等等。一句话,是用间接的量化指标去评估科研贡献。这为学术“弄虚”或“造假”营造了广宽的空间。

 

那么,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去评估科研贡献呢?第一条,科学研究讲究的是“进步 (progress)”而不是“产量 (production)”。同样道理,企业讲究的是“利润 (profit)”而不是盲目地追求“产量 (production)”。 第二条,科学研究的进步只能用“创新”来衡量。例如,在第一时间里提出解决某问题的最好方法,或提出对某问题和现象最好的论述和解释。 而评估创新的指标只有两个:最快和最好(to be the first and the best) 。“最多”决不是评估创新的依据。所以,用中国某位部长的话说,我们的科技决策者不能只懂算术而不懂学术。第三条,科学研究的贡献要用“进步率 (progressivity)”来评估。即,进步程度除以所耗资源。只有这样,才能防止把大量资源浪费在获取小量的创新。并从根本上,不让“弄虚”或“造假”的人有机可乘。

 

延续创新成果

 

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含金量很高的四大发明。例如,当代导航系统的前身应该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。当代的媒体工业也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。现代军事的热武器的前身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火药。只可惜,我们的前辈没有好好地延续创新成果。

 

但是,它提醒我们,当代人必须改变这种状态。一方面,我们要再创辉煌,再创先机。另一方面,我们要珍惜现存的先机,并将它们好好地延续下去,造福中国,并造福全世界。这里,我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表明观点。

 

大家都说,中国既要有比尓-盖茨式的企业家,又要有诺贝尔奖得主。幸运的是,诺贝尔奖中有一项医学奖,而中国还没有失去在医学领域中占有的先机。首先,我们的祖先最早提出,“上医治国,中医治人,下医治病”。用现代的话来说,“上医”是指卫生部的部长和官员们。他(她)们的任务是,在国家范围内,排除疾病和增強体质。但是, 我们没有延续这一创新。否则,世界卫生组织 (WHO) 或红十字会应该是由中国人发起的。其次,中医 (一种说法是,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医学) 和西医 (即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医学) 是同属一个学科 (即医学) 。它们之间的差别,只说明它们只是处于同一学科的两个不同层面,即“中医治人,下医治病”。用现代话来说,下医意指西医所包含的领域。在这种关系中,中医还占有先机。因为,中医的重心放在整体上,而西医放在局部上。可惜的是,西医在抵制中医时,中医却降低自我价值,不去主动地兼容西医, 而只是从事一下中西医结合这个非本质性的做法。实际上,现代科技为中医兼并西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只要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上有决心,让最优秀学生中的一部分投入中医 (比如, 每年让5%的顶尖高校的学生进入中医专业), 中医一定能兼并西医。只要朝这方面去做,中西医为一体的现代医学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出现。而且,从现在做起,用不了多久,中国一定能产生诺贝尔医学奖得主。

 

结束语

 

全方位的创新包括知识创新, 技术创新, 产品创新, 和服务创新。只要我们细心培育创新之火, 用心滋润创新之火, 关心营造创新氛围, 并决心延续创新成果, 我们可以让创新之火在中华大地日久天长地燎原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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